【品味海州】李邕其人與海州

知悉李邕，先是從他的傳世書跡開始的。李邕（678~747），字泰和，江都（今江蘇揚州）人。曾任北海郡太守，人稱李北海。為人辭烈義邁，剛正不阿，不僅長于詩文，亦工于書法碑頌，文章滿天下，碑板照四裔，在潛心取法王羲之、王獻之的基礎上，加以凝煉發揮，自成一脈，筆勢剛勁，氣韻沉雄，受到時人推重，在唐代文壇上享有極高的聲譽，昔人評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并被譽為書中仙手。上至朝廷要員，下至天下寺院，都愿以重金請其題寫碑文，“所得潤筆之資，積至百萬”，成了唐代為數不多的比較富有的書法大家。不僅如此，他“慷慨好義，喜提掖后進，助人解難”，對書學也頗有研究，認為“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教育習書者要結合自身實際進行演練，不可一味臨摹。李邕生平題寫詩文及碑頌甚多，《舊唐書》認為“李邕前后撰碑八百首”，只可惜多已失傳，僅有數卷詩文收錄在《全唐文》及《全唐詩》中，存世碑刻僅有《麓山寺碑》《云麾將軍李思訓碑》等，不過，明人輯錄的《李北海集》，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李邕的墨寶，這對史學研究者及書法愛好者無疑是個慰藉。近日在網上漫游，無意間看到了傳世的《麓山寺碑》和《云麾將軍李思訓碑》，不禁欣喜若狂而下載，現將有關內容摘要記述。《麓山寺碑》立于唐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現在湖南長沙岳麓公園，行楷書28行，滿行56字，碑額陽文篆書“麓山寺碑”四字，是李邕行楷的代表作，筆法挺拔，氣勢縱橫，一如五岳之堅不可撼。黃庭堅評其書曰：“氣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少令功損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云麾將軍李思訓碑》，全稱為《唐故云麾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贈秦州都督彭國公謚曰昭公李府君神道并序》，立于唐開元八年（公元720年）六月，行楷書 30行，行70字。此碑書法勁健，凜然有勢。明楊慎在《楊升庵集》中云：“李北海書《云麾將軍碑》為其第一。其融液屈衍纖徐妍溢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盡有蘊藉。”二碑均為李邕撰文并書，并稱為李邕的書法杰作。老實說，作為文學家和書法家，李邕無疑是成功的。但作為政治家，李邕的仕途并不怎么如意。盡管他幼承家學，聰穎過人，早有文名，并被拜為左拾遺，但不僅未能青云直上，反而屢次遭人誣陷，嘗盡了官場的辛酸。先是因張柬之復唐事被貶為富州（今廣西昭平）司戶參軍事。后又在左臺殿中侍御史任上行使彈劾之職時，得罪了權臣岑羲，再貶為舍城縣（今海南省瓊山區）丞。唐玄宗復位后，時運更是不濟，雖說起先擔任了戶部郎中并擢升御史中丞，但不久又因未能取悅宰相姚崇而左遷括州（今浙江麗水東南）司馬，在復起擔任陳州（州治今河南淮陽）刺史后，因睥睨宰相張說，又遭仇人誣以貪贓枉法而下了大獄。多虧孔璋上表代死營救而免于一死，貶為遵化（今河北省遵化市）尉，后又相繼擔任括、淄（州治今山東淄川）、滑（州治今河南滑縣東）三州刺史和汲郡（州治今河南淇縣）、北海（州治今山東益都）二郡太守。“李北海”之稱，便是由此得來。天寶六年（747年），因“口蜜腹劍”的惡相李林甫羅織罪名，被昏庸的玄宗下詔杖殺，當了個冤死鬼。上述史料，大多來自《唐史》《揚州市志·人物》《書法》雜志（1986年第6期）和《辭海·李邕》條。從其中記載的李邕生平來看，找不到與古海州的任何關系，但一些野史、稗乘及地方古志顯示，李邕不僅出任過海州刺史，還留下了一些與海州相關的墨寶勒石。成書于宋太平興國年間的《太平廣記》確鑿無疑地指稱李邕任過海州刺史，作為李邕好友的唐代大詩人李白在其《東海有勇婦》一詩中提到了“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詩中的“北海李使君”當指李邕無疑。李邕在其所寫的《海州大云寺碑》碑文中也說：“邕來守是邦，偶聞茲事……。”如此看來，李邕出任過海州刺史當是不虛。至于李邕出任海州刺史的時間，據現有史料推測，當在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確切時間還待考證。關于李邕這一時期的活動，李洪甫先生曾進行過較為翔實的考證，他認為，李邕曾游歷過海州最大的廟宇、皇家敕建的大云寺等名山古剎和風景名勝，并與住持該寺的新羅人通禪師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他于唐開元十一年（723年）將親眼目睹的情況寫成《海州大云寺禪院碑》，并在碑文中記述了通禪師的佛法修養和高潔德行。這篇碑文后來被收入由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與夫君合纂的《金石錄》中。此外李邕在海州期間還留有許多書法杰作，較著名的有《婆羅樹碑》和《孔子顏回贊碑》等，其中《婆羅樹碑》碑高一尺三寸，百三十八行，行八字，行書，存于淮安府衙。后該碑毀于明隆慶年間，由淮安知府陳文燭依據當地人吳承恩保存的墨榻重新摹勒上石，成為一時名勒，顯得彌足珍貴。關于李邕在海州的政績，可備檢索的資料實在不多。《太平廣記·李邕》條中多少反映了李邕在海州刺史任上的些許活動。資料顯示，李邕在刺史海州期間，偶遇日本國使率五百人、十條船至海州停泊，船上“載珍貨數百萬”他便將日本客人安置于館驛，“厚給所須”，但“禁其出入”。午夜時分，李邕下令取走貨物，鑿沉船只。天亮以后，謊稱“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飄失，不知所在。”不明就里的日本國使只好將此奏聞唐朝廷，皇帝敕命李邕再造十艘船，并派水手送日本客人返日。臨行前，李邕對水手們面授機宜，令其“便宜從事”。水手們在海上航行數日后，趁日本客人不備“夜盡殺之，遂歸”。不知何故，《唐史》本傳不言李邕任海州刺史，也不曾收錄上述史料。錢大昕在《金石文跋尾》中說，“蓋史失之”。筆者推測，這里有“為尊者諱”的意味。所以，在撰寫本文時，筆者選用了這段史料，目的就是還歷史一個真實。這段史料畢竟出自《太平廣記》，該書為北宋朝廷命編的大型類書，時間上距唐代不算太遠，加之編者均為皇帝的高級幕僚，采摭、甄別資料自然要方便得多；主編者為北宋的文學大家，在五代時歷仕后漢、后周兩朝，入宋又累官右仆射、中書侍郎平章事、文明殿學士，相繼參與編纂《舊五代史》并主編過《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等卷帙浩繁的典籍，其豐富的閱歷及嚴謹的治學精神自然會使其在史料的選擇上慎之又慎；從“做官循謹小心、不以赫赫自稱、而性情和厚，好賓客”等評述來看，其口碑還是不錯的；尤其重要的是李邕又任過海州刺史，也算是朝廷命官，史籍有載，地志有述，事情又涉及唐代朝廷，其可靠程度可見一斑。只錄過失，不計其功，對李邕來說，顯然有失公允。李邕一生，曾多次提掖后進、助人解難，有輕財好施的善舉，在搶功諉過的封建時代的官吏中也是難能可貴的。但就其謀財害命這件事來說，他又是令人氣憤和不可饒恕的。但畢竟瑕不掩瑜，總體而言，他的功績還是應該得到充分肯定。善與惡、美與丑集于一身，也許就是人無完人的最好詮釋。等到以后有了史料，再行補足，以便還這位封疆大吏一個完整豐滿的形象，從而彌補正史的不足。這無論對地情工作者還是李邕本人都是一個福音。

來源：海州文史資料第五輯